许女士诉称，健身公司对其欠付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私教费，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公司工商信息记载，李先生和陈女士为公司股东，并无实缴出资，认缴期限为2039年。许女士认为该健身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符合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情形，要求李先生和陈女士分别在未实缴出资15.5万元、9万元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李先生和陈女士辩称，二人投资健身公司位于望京的门店，由健身公司的另一股东进行管理，二人已打款至另一股东指定的财务人员账户，当时健身公司还没有注册，他们只负责投资，不负责经营。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和陈女士认缴出资时间为2039年，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除外。根据已查明事实，健身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经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仍无财产可供执行。结合破产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健身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在此情况下，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应加速到期。本案中，李先生和陈女士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将出资款存入公司账户，其二人提交的股东之间签署的《股东出资合作协议书》也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二人向案外人转账支付的投资款无法认定为对公司的出资，且公司年度报告亦载明二人均未实缴出资。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李先生和陈女士分别向健身公司账户转入15.5万元及9万元出资款，并以已实际完成出资为由提起上诉。许女士对此答辩称，经执行法官查询，健身公司账户内仅存8000余元，李先生和陈女士存在抽逃出资的重大嫌疑。

二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法律规定了股东向公司的出资义务，但这仅是法律就股东出资方式的一般规定，健身公司的债权人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先生和陈女士对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作为特别法律规定，应得到优先适用。其次，债权人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代位权的范畴，其责任承担方式是向债权人履行而非向公司履行。这是代位权制度中优先受偿规则的应有之意。债权人提起诉讼后，即具备债的保全之权能，产生限制相对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效果。许女士提起诉讼后，李先生和陈女士向健身公司出资的实现路径即受到限制，其不应直接向公司转账以缴付出资。最后，李先生和陈女士在一审判决由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不向健身公司债权人清偿债务，反而径自向公司账户转账，漠视一审判决，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其行为亦不能得到正面的评价。综上，李先生和陈女士向健身公司转账不能对抗许女士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其仍应就公司债务向许女士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终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说情

首先，该案两名股东的出资为何加速到期？

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认为，如果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况下，股东出资应加速到期。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健身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该案为新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故法院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虽然李先生和陈女士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39年，但符合前述条件，应加速到期。需要说明的是，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条件更为宽松，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更大。

其次，该案两名股东主张的出资为何不成立？

《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该案中，股东李先生和陈女士并未按前述规定缴纳出资，二人虽主张已于健身公司设立前依据内部股东协议将出资款转给案外人，然其提交的协议系股东之间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许女士，健身公司年度报告亦载明二人均未实缴出资，故法院未采纳股东该项抗辩。

第三，该案两名股东承担的责任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先生和陈女士作为出资不实的股东，应当对健身公司承担侵权之债，而如果健身公司怠于行使该项权利，则会削减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本案中，债权人许女士为维护自身利益，有权直接请求该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亦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第五百三十七条所规定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在公司法中的具体体现。

第四，股东诉讼中出资为何不能免责？

债权人要求出资不实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行使代位权的范畴，许女士提起诉讼后即具备债的保全功能，产生限制公司对股东行权的效果。李先生和陈女士可在公司债务范围内向许女士履行，如此，许女士对健身公司的债权以及健身公司对李先生和陈女士的债权可同时在相应履行范围内得以清偿，而李先生和陈女士在诉讼中径行向健身公司出资，不具备债务清偿的效果，故其二人免责抗辩不能成立。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股东，向公司以货币出资时建议采取转账方式，宜直接从股东账户转至公司账户，并在备注中标示资金用途如“出资款”等，避免日后因出资问题产生争议。当股东实缴出资后，公司不仅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内容，还应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以有效保障股东权益。

此外，股东参加诉讼应遵循诚信原则。较债权人而言，股东与公司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如对股东诉讼中向公司的出资行为予以肯定，容易引发道德风险（该案一审宣判后股东共出资20余万元，不久公司账户余额仅不足1万元）。股东在诉讼中向公司径行出资，不仅对债权人实现债权构成威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权威，法院对此举作出否定性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2)最高法民申425号

当事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宇。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鲁正斌。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中伟。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娟。

.......

本院认为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重点为：1.张中伟、郭娟与鲁正斌、刘宇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刘宇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案涉借贷合同是否有效。

第一，关于张中伟、郭娟与鲁正斌、刘宇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据原审查明，本案双方虽未签订借款协议、借条、收条等债权凭证，但从2015年9月3日至2016年3月2日期间，郭娟向鲁正斌转款有相应的银行流水，结合双方微信、短信对账记录，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郭娟出借8笔款项共计957万元，截止张中伟、郭娟起诉(2019年4月10日)本案之前，鲁正斌、刘宇尚欠张中伟、郭娟本金617万元、尚欠确认利息226.713万元。原审的上述认定，并不缺乏依据。

关于刘宇、鲁正斌再审申请主张鲁正斌与郭娟、张中伟自2012年开始就已经建立了民间委托投资理财关系的意见。本院认为，即使鲁正斌与郭娟、张中伟确实自2012年开始建立了民间委托理财关系，也不能以此民间委托理财关系否定鲁正斌、刘宇与郭娟、张中伟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刘宇、鲁正斌没有举示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新证据，故刘宇、鲁正斌的上述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

关于刘宇、鲁正斌再审申请主张鲁正斌2016年通过赵蕊银行转帐给郭娟的140万元应当在本案鲁正斌尚欠借款本金总额中予以扣减的意见。据原审查明，鲁正斌在2016年4月12日通过赵蕊银行账户转账给郭娟的140万元，该笔款项金额与刘宇在另案中所提交的落款时间亦为2016年4月12日的借据、收条上载明的金额一致，均为140万元；郭娟与鲁正斌、李延高(系鲁正斌的个人财务管理人)在此后的短信、微信记录中也均未显示该笔款项；据此，原审根据高度盖然性认证规则，认定该笔款项已经另案处理，不应重复计入鲁正斌已归还借款。也就是说，原审认为，该笔140万元不应当在本案鲁正斌尚欠借款本金总额中予以扣减。原审根据银行流水和对账记录认定鲁正斌已归还借款本息及尚欠本息，并不缺乏依据。故刘宇、鲁正斌的上述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关于刘宇、鲁正斌再审申请主张郭娟通过张宇静银行账户转帐支付鲁正斌、备注为“还款”的3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张中伟、郭娟的借款本金的意见。根据刘宇、鲁正斌自述，该三笔款项的转账时间分别为：2014年7月29日转款50万元、2014年9月21日转款30万元、2014年10月13日转款70万元。即使上述三笔款项转账实际发生，转账时间也均发生在2016年4月14日双方第一次短信对账本案借款本息之前，且郭娟与鲁正斌2016年4月14日第一次短信对账时鲁正斌未提及上述三笔款项。因此，原审根据双方之间的银行流水、双方2016年4月14日及此后的短信、微信对账记录认定本案借款本金正确。刘宇、鲁正斌的上述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第二，关于刘宇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审查明，鲁正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案涉债务金额大，笔数多，时间跨度长，刘宇和鲁正斌在婚姻存续期间购置巨额资产，且刘宇自认之前与鲁正斌共同经营小贷公司。根据已生效的(2019)云05民终873号民事案件中所涉鲁正斌的中国人民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可知，鲁正斌自2017年2月21日至离婚前(2018年9月19日鲁正斌、刘宇离婚)分多笔向刘宇转款500多万元，本案刘宇对鲁正斌该段时期为何转款给她及款项的性质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原审认定案涉债务为鲁正斌与刘宇夫妻共同债务，由刘宇与鲁正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不缺乏依据，适用法律也无不当。鲁正斌、刘宇提出的刘宇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第三，关于案涉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原《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原审根据鲁正斌调取的贷款记录分析，贷款人均是张中伟，而郭娟并无贷款记录，但案涉所有的借款均由郭娟或郭娟控制的张宇静的账户支付给鲁正斌，鲁正斌归还的款项也均转入上述两人名下的账户；加之张中伟、郭娟分别为建筑、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中伟、郭娟分别有从银行贷款的可能性及自持大量资金的可能性。原审据此认为，仅凭张中伟有贷款记录无法得出案涉民间借贷存在郭娟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高利转贷给鲁正斌的结论，进而认定案涉民间借贷合同有效。原审的上述认定不缺乏依据，适用法律亦无不当。刘宇、鲁正斌再审申请期间也没有举示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新证据。故刘宇、鲁正斌主张案涉借贷合同无效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刘宇、鲁正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刘宇、鲁正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秦冬红

审 判 员 王朝辉
审 判 员 蒋 科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子南
书 记 员 舒胤凯

随着新业态的不断发展，搞策划、拍段子、直播带货成为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中非常活跃的存在。博主有粉丝，运营公司有策略，双方合作共赢，如果双方合作期间意见不合，甚至矛盾频发，引起关于账号的“争夺战”，那么账号的归属到底该何去何从？

葛某是一名美食博主，以第一视角拍摄美食制作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拥有15万粉丝。 

为扩大发展，进一步专业化运营，2022年9月，葛某作为乙方与甲方某传媒公司签订《电子商务运营合作协议合同》，约定双方合作运营抖音平台电子商务销售渠道的运营推广。协议中双方约定：“乙方将其抖音平台账号uid：186***交予甲方运营，合作期间甲方建设并运营面向最终消费者的抖音平台带货直播间，甲方为乙方提供直播间建设、直播间运营、广告推广、编辑上架、客户服务、收款结算等运营服务。”“乙方负责产品拍摄、图片美工等，乙方账号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归双方共同所有，所有权双方各占50%。”“甲方分配65%带货佣金，乙方分配35%带货佣金，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造成本合同约定的合作无法继续，视作根本违约，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账号所有权。”

双方合作运营的成本投入及利润分配模式为：公司预先垫付投流成本，葛某每月提现上月结算佣金后与公司结算并按合同约定进行分配。然而，协议签订以后，双方经过近半年的经营运行，效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甚至还产生了诸多矛盾……

在双方合作运营涉案短视频账号的半年内，账号粉丝和带货收益都有所下降，因此双方多次产生意见分歧，甚至账号一度停止运行。  

后双方经过沟通协商，葛某认为，与传媒公司合作之前发布一个短视频，点赞量最高达10.8万，最差的点赞量也维持在几千至几万之间。但与传媒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由传媒公司发布的第一个合作视频流量出现断崖式下跌，点赞量仅为275。之后视频点赞量一直持续下跌，最低时视频点赞量仅为个位数。同时，传媒公司又存在混剪他人视频的行为，降低平台对账号的流量推送权重，导致涉案账号短视频流量及点赞数量断崖式下跌。同时，传媒公司原来专门运营葛某账号的刘某也离职了，传媒公司没有及时招聘新的运营人员，导致葛某账号出现无人运营的停滞状态，账号收入持续减少。葛某觉得传媒公司缺乏合作能力，没有履行合作协议中的运营服务内容，想要解除合约。

传媒公司则认为，视频点赞量减少是因为账号发布视频中包含卖货“软广”并挂有“小黄车”，该类视频与娱乐视频推广人群不同，抖音平台对其给予流量亦不相同，所以点赞量存在下滑情况；并且视频点赞量与视频内容、粉丝喜好等密切相关，存在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账号中的美食视频内容由葛某自行制作脚本并进行拍摄，其制作视频情况与点赞量亦有密切关联。同时，在视频剪辑过程中虽存在混剪行为，但其混剪内容并未超过30%，符合抖音平台规则，且含有混剪的视频点赞量较高，双方也一直将该视频作为账号置顶视频予以推送，葛某对混剪的事实明知并接受。此外，公司运营葛某账号的工作人员刘某虽然离职，但公司并非仅有刘某一个运营人员，在刘某离职后，公司员工张某仍继续为葛某账号提供运营服务，公司也仍然持续为葛某账号投流，并不能因为某段时间短期收入减少而否定公司的合作能力。传媒公司认为其已经履行了合作协议中的运营服务承诺，混剪行为也没有损害葛某权益，不同意解除合约。

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无果后，葛某单方解除与传媒公司合作协议，并将涉案账号带走与他人合作。

葛某将账号带走后，双方合作陷入僵局。传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葛某返还账号。

传媒公司诉求葛某单方面终止合作构成违约，依照合同约定，账号应归属传媒公司。葛某认为账号系其实名注册设立并运营聚拢了人气，根据互联网实名制相关规则，不能予以转移，应归自己所有。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合同解除，葛某向某传媒公司返还账号，葛某不服提起上诉。

本案二审由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院认为，传媒公司提供的直播服务符合合同约定和平台规则，且相关行为属于葛某已知事实，并未损害葛某及账号形象，故葛某据以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不符合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葛某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并更改账号密码不再与公司继续合作，构成违约。但因双方合作已陷入僵局、双方无法继续履行，且庭审中传媒公司亦同意解除合同，法院认定双方合同解除。

关于葛某擅自解除合同后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即涉案账号归属的确定。法院认为，具有大量粉丝的短视频账号权属纠纷，本质上是账号所代表的市场经济价值的归属之争。在确定短视频账号归属时，除考虑短视频账号名义上的注册人外，还应考虑账号注册、使用、管理和收益等实际情况，在尊重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基础上，权衡账号的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秉持诚实信用原则、物尽其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等，合理确定账号的归属。本案中，一方面，从合同约定看，葛某与传媒公司对于账号归属作出明确约定，即“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账号所有权”，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葛某主张上述约定属于格式条款，但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且双方对该条的约定并未排除葛某权利，双方权利义务对等。该条款不符合格式条款的构成要件，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从账号人身属性看，涉案账号并未形成以葛某为主的个人独特标识，且账号产生的经济价值与传媒公司后期投流、推广等运营服务密不可分，传媒公司的运营和投资增加了账号的市场价值。因此，涉案账号权属转移并不会贬损账号的经济价值，故法院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判决账号归属于传媒公司。葛某应向传媒公司返还账号，具体包括：交付账号密码并协助传媒公司对账号中绑定、认证的身份信息进行变更。